苏联西藏学的研究在世界藏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沙俄时代早期开始对于西藏的研究即已初具规模; (2)沙俄境域控制范围内的布理亚特人、卡尔梅克人以及图瓦人所极速排列3的喇嘛教乃从西藏传入,藏语和藏文是宗教活动的主要工具; (3)在藏文史籍的翻译和研究上苏俄学者的贡献较其它国家为大; (4)苏联的藏文典籍的收藏在国外首屈一指; (5)十月革命后,苏联藏学家在藏学研究中注意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其具体的学术研究。在国外藏学研究史上,苏俄学者作出了十分积极的贡献。下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苏俄西藏学研究的兴起、形成和发展作一简要的叙述。
一、沙俄初期藏学研究的发轫
沙俄初期,俄罗斯中亚旅行家叶夫列莫夫于1774——1782年经喀什、喀喇昆仑来到当时的西藏文化区拉达克,他的《漫游和奇遇》一书于1786年出版,其中有“西藏”一节,生动地叙述了拉达克一带藏人的语言、风俗以及饮食起居等。这是苏联历史上对于西藏的最早的直接报导。尽管他同匈牙利学者、国际西藏学的创始人乔玛一样并未进入过西藏本土,但作为早期的第一手记载,以后的苏联学者一直对其活动大书特书,如丘涅尔 (1877—1955)教授的《西藏志》 (符拉迪沃斯托克、1907,1卷上册)、尤瑟夫的《西藏自然地理述要》(莫斯科1958年版)以及茹拉夫列夫的《俄国人在西藏高原旅行的历史》(1963年版)都将其活动摆在首要位置。
二、德裔俄国藏学家
俄国早期藏学家多为德裔人,较有成就的当推施密特(1779—1847)。他是俄国科学院的院士,其藏语知识是从布里亚特喇嘛中学来的。他用藏文著名史籍《王统世系明鉴》的卡尔梅克文译本来研究蒙古史。其成就主要在藏语方面,他的《藏文的首音》 (1832年版)较早地分析了藏文基字与前加、上加字的关系。他还编制了《甘珠尔》索引 (1845年版)。他的《藏语语法》(圣彼得堡、1839)及《藏-俄字典》(圣彼得堡、1843年版)是俄国藏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藏语语法和字典的出现为俄国藏学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不懂藏文的藏学家比丘林
俄国的藏学研究要发展,不能只靠外国血统的人,但当时不仅很难在俄国人中找到一位通晓藏学的人,甚至要找一位精通藏文的人也殊非易事。然而俄国东正教会的驻京使团的一些汉学家中却不乏研究藏学的有志之士,比丘林(1777-1853)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1807年被任命为该团团长,在北京居住达十四年之久,期间在我国搜集了许多文献,包括典籍。他通汉、满、蒙诸文,但不通藏文,在藏人钦喇嘛的帮助下,从汉文编译了《西藏现状志》 (圣彼得堡、1928年版),这是俄国学者同藏族学者的首次合作,该书并附有成都至拉萨的路线图。他还从《廿三史》及《通鉴纲目》中编译了《西藏和青海史》(圣彼得堡、833年版),且附有各时期的地图多幅。这两部书,特别是后一部书在俄国藏学史上曾经产生过,而且至今仍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些不通汉文的藏学家多藉此书来攫取汉文中的有关西藏记载。人们至今仍可发现,俄国藏学家的立论观点多与中国传统史书观点相同,追根寻源,就可发现材料出自比氏的编译。人们还发现:比氏的藏学研究要较乔玛早好几年。只是由于乔玛精通藏文,并用英文著述,故影响胜于比氏。如果说乔玛首开用藏文史料来研究藏学的风气的话,那么比氏也可说首开用汉文史料来研究藏学的风气,二者各有千秋。
四、俄国藏学研究的兴起
早在1790年,加克曼就发表了《西藏史地及其自然状况的报导》,尽管这还谈不上是什么研究,但在对西藏所知甚少的俄国,这种概要性的介绍无疑是必要的。
1800年后,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开始,俄国的藏学研究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德裔学者席夫内尔(1817—1879)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通过自学熟练地掌握了藏文,其所撰之《藏语研究》(1851年版)至今仍为学者所征引。他的《梵-藏-蒙佛学辞典》(圣彼得堡、1859年版)中使用了俄国所藏藏文木简。他还翻译了藏文的《印度佛教史》(1869年版)及《源于印度的西藏民间故事》(伦敦、1882)。《十万龙经》是吐蕃赞普令人从象雄语中转译过来的本教要籍,席氏的《本教经典十万龙经》(1881年版)是国外最早研究本教经典的论文。


瓦西里耶夫(1818—1900)也许是俄国第一位精通藏语的藏学家,他还通汉、满、梵、日、朝诸语及几种突厥语,他的藏学研究成就有赖于他的语言天才,除翻译了藏族僧人多罗那达的《印度佛教史》(1869年版)外,还翻译了敏珠尔呼图克图的《西藏地理》(圣彼得堡、1895);并依据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编译了《西藏佛教史》,这部著作为手稿,苏联学者多所引用。
与此同时,俄国境域内的一些蒙古学者也在研究藏学,如外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喇嘛迪尔基洛夫将《如意宝树史》译成了蒙文。卡尔梅克人巴扎-巴克希曾去西藏朝圣,他的《西藏旅行记》最早用卡尔梅克文写成,1897年出俄文对照本。
五、到西藏去
要研究西藏,必须到西藏去。这是当时俄国所谓“探险家”的口号。十九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的扩张野心是产生这种欲望的土壤。俄国藏学史进入了探险时期。首当其冲的是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l888),年他首次入藏,这也是俄国人第一次进藏。他很快到了离拉萨仅160英里的地方,因遭当地人民反对,只好败兴而归。他的许多游记曾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普氏最后死于赴藏途中。其后彼夫佐夫(1843—1962)肩负起了所谓西藏“探险队”的重任,成功地完成了几次重要的西藏考察,1892—896年出版的三卷本《西藏探险集》圣彼得堡记载了“探险队”1889—1890年的考察成果。
罗博罗夫斯基(1856-1910)曾以动植物学家的身份随普氏和彼氏多次入藏。俄国的西藏考察带回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及自然人文资料,颇受俄国参谋本部的重视。
科兹洛夫(1863-935)是俄国西藏“考察队”的殿军,他曾多次入藏,其《蒙古与康》(1907年版)、《蒙古与安多》(1923年版 、《蒙古与西藏》(1913年版)、《西藏与达赖喇嘛》(1920年版)等著作反映了作者试图将西藏的两个文化区“安多”与“康”,以及蒙古、达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愿望。
六、布里亚特的藏学家
在俄国藏学发展史上,对于西藏的了解最初是通过境内的两支蒙古人开始的,即外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人和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土尔扈特)人,他们信奉的喇嘛教乃系自西藏直接传入,清代后大半期,他们不断派人入藏朝圣,尽管西藏地方政府在当时严禁外国人入境,对他们却视同手足。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的喇嘛须精通藏文,用以诵读经典,从事著述,故许多当地知名学者的喇嘛教专著多用藏文写成。有的喇嘛还被派到卫藏、安多及康区各大寺学经,从而将西藏的寺院组织形式和藏传佛教史籍的传统解释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因而他们对于西藏宗教文化有着较强的理解能力和心理上的相通感。特别是布里亚特人,在近代俄藏关系史上产生过儿位有影响的人物。如:
(l)阿旺·德尔智(1849—1938),他小时侯在布里亚特的一座喇嘛寺学习,后又在外蒙古喇嘛寺深造,1875年随布里亚特朝圣者入拉萨哲蚌寺习经,荣获该寺“拉仁巴”格西的学位,后为达赖的经学顾问。他极力为达赖引见沙皇,在当时颇受重用。他为使西藏摆脱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了不懈的努力。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仍有意将其派驻西藏。在斯大林时代,由于他仍然狂热地从事西藏佛教的传播,被认为从事有损于共产主义的宣传,锒铛入狱,最后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病死于乌兰乌德的牢房里。关于他的生平活动,可参看别尔林的《阿旺?德尔智堪布》(1922年)一文。据说德尔智还发表过一些有关藏学的论著,但在俄国迄未获见。德尔智死后,苏联的有关资料对他闭口不谈,似乎很忌讳,中国的一些论述俄国侵藏史的著作对其有所述及,但都无一定深度。王远大同志撰写了一部有关德尔智的专著,搜辑资料甚勤,可惜尚未刊布于世。
(2)崔比科夫(1873——1930)1895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语系,1899-1902年受俄国地理学会的派遣入藏。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不许外国学者在西藏从事考察,所以他乔装成一位布里亚特香客,到过拉萨等许多地方。由于其精通藏语,又受过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所以在藏学研究上有所成就。他的《西藏游历日记》记载了当时的所见所闻,现藏布里亚特学院,是当代苏联藏学家的重要参考资料。他的成名之作应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圣彼得堡、1919年版,国内有汉译本),该书第一次以生动的笔触,围绕西藏的宗教制度,记述了西藏整个文化区的风土人情、寺院建制、僧侣生活、教派分支,特例是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当时西藏的农奴制度。在国际上风行一时,并被译成英文。他从西藏携归的藏文要籍约三百卷,不仅使其得以日后从容著述,同时也给当时的俄国藏学界提供了宝贵的图书资料。回国后,他积极宣传有关西藏的基本知识,发表了许多论著,增进了苏联人民对于西藏的了解。他所编的《藏语研究教本》(海参崴、1908年版)为苏联有关学者学习藏语提供了方便。自1914年后,他先后在海参崴、伊尔库茨克及乌兰乌德等地从事藏学教育,为苏联的藏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巴拉狄因(1878-1939)曾是彼得堡大学人文系的旁听生,后在该校东语系讲授藏语。1906年6月至次年1月,他受俄国科学院的派遣入甘南拉卜楞寺学经,他当时的日记现存苏联东方学家文档室,其中详细报导了西藏文献学的情况,他并从该寺携回藏文典籍达二百卷。其《拉卜楞金殿的弥勒像》(列宁格勒、1924年版),是一部藏文典籍的译注,后被译成英文。巴氏还撰写过几篇关于介绍拉卜楞寺的文章。


(4)巴德玛耶夫(1849-?),1871-1875年在彼得堡大学东语系学习,1875-1893年在俄国外交部办理蒙藏事务,他是俄国较有成就的藏医研究者,曾将藏医名著《四部医典》中的一部分译成俄文。他还发表了《藏医在俄国的地位》(圣彼得堡、1909年版)等重要论著,并曾多次来华,在俄藏关系史上颇为活跃。
七、十月革命后苏联的藏学界
十月革命后的几年里,国内经历了一番动乱,从二十年代中期直到卫国战争爆发,苏联的藏学研究在科学院内十分活跃,有了几项重大成果的突破。其间涌现了几位有成就的青年藏学家。如:
(1)奥倍尔米勒(1901-1935),他192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言文学专业,1930-1935年在苏联著名藏学家谢尔巴茨柯伊(1866-1942)领导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印藏研究室工作。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将藏文历史要籍《布顿佛教史》(海德堡、1931—1932年版)译成了英文,还发表了一些研究藏医、宗喀巴的论文。他是谢氏最得意的弟子,惜因病早逝,临死前科学院授予其博士学位。
(2)沃斯特利科夫(1904—1942),也是谢氏高足之一,1924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师范班,1924—1937年先后在亚洲博物馆、佛教文化研究所及印藏研究室从事藏学研究。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在于编写了《西藏历史文献》(莫斯科、1962年版),该书是第一部有关西藏历史文献的通论性著作。西藏历史文献总类繁杂,前人一直没有创立一种系统的分类方法,沃氏初步提出了自己的分类系统,有五大类,即:一、吐蕃历史文献;二、伪书,内分:《遗训》、《莲花生遗教》、《掘藏》、《五部遗教》、《玛尼全集》五节;三、西藏历史文献的变体,内分:综述、史典、谱系史乘、世系年表、佛寺志、年代记、宗派源流史、文献书目、笔记、手册、杂纂等十一节;四、西藏佛经史及书目评注;五、历史地理文献。1935年,沃氏以该书获博士学位。此书在三十多年后方得刊布于世,随即被译成英文,在国际藏学界应用颇广。
当时,除了一些印度学家从事藏学研究外,一些蒙古学家也对藏学加以研究,其中可以符拉基米尔佐夫(1884—1931)为代表,他1909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语系,1915年留校任教,1921年升任教授。他的《西藏戏剧表演》(1923年版)也许是国外第一篇研究藏戏的论文,《蒙藏佛教》(彼得堡、1919年版)是一本用现代宗教学的观点来分析蒙藏佛教社会发展史的小册子。
这一时期,从国外进入西藏的俄国人有罗列赫(1902—1960)及其父母一家,不过他此时已迁居国外。罗氏生于俄国,十月革命前随父母出国,曾游学欧美,在巴黎、伦敦大学师事过巴考、马伯乐、伯希和诸藏学和汉学大师,1922年在美国完成学业。1923—1928年,他随同其父组织的中亚考察团沿克什米尔-拉达克(列城)经和田、苏、蒙,由西藏出锡金。他在离拉萨以北约二百多公里处的那曲(黑河)附近发现了一座本教寺院。罗氏在《亚洲腹地游记》(新哈芬-伦敦、1931年版)一书中谈到他在该寺发现了大量的本教文献,罗氏称之为本教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仅罗氏从该寺所获就达三百卷。据说该寺于二十多年前由西蒙古(Hor)五支游牧部落捐建而成。罗氏提醒人们注意:本教最初并无寺院,后仿佛寺兴建了一些寺院。该寺藏书中有传说的本教创始人辛饶米沃的传记,唐卡中也有辛饶的画像。书中除了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本教的历史踪迹外,还针对许多西藏历史问题作了实地考察。罗氏著述甚丰,他的《西藏绘画》(布拉格、1925年版)是苏联第一部有关唐卡的通论性著作。
波波夫(1888—1943)生于华沙,1917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史语系,1935年获史学副博士学位。他的《俄国与西藏》(1927年版)主要论述了十月革命前的俄藏关系。
西夏学者聂历山(1892—1945),1914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1915—1929年曾游学日本,还到过中国。由于一些西夏文是用藏文注音的,所以他撰写了《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大阪、1926年版)一书。他多次强调藏文在西夏文研究中的重要性。斯大林时代,他被指控为日本特务病死狱中。
马拉库耶夫(1891—1955),191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55年获地理学副博士学位。他的《西藏地名研究导论》(托木斯克、1945年版)是一篇立意新颖的精心之作,其中初步分析了藏语地名的语法特点及其分布规律。
一些汉学家也研究藏语,如龙果夫(1900-1955),192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言专业,从1928年起他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研究藏语。他的《古藏语中的破裂音与爆擦音》(1936年版)和《古藏语音位系统的特点》(1939年版)两篇论文,就是当时的实际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的藏医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发表了一些论著,如瓦尔拉阔夫的《藏医研究法》(1931年版)、《藏医历史要略》(1932年版)等都是研究藏医的重要著述。


丘涅尔(1877—1955),1900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语系,从1900—1915年间曾游学中、朝、日等国,1909年以《西藏志》(海参崴、1907—1908年版)一书获硕士学位。该书分两卷,上卷分两册,上册为外国人考察研究西藏史,其中对于俄人考察西藏的活动阐述尤详,下册为西藏自然地理概要,下卷也分两册,上册为西藏的人口和风俗习惯,下册为西藏经济概要。丘氏似乎并不懂藏文,也未到过西藏,他的著作属于编译性之作。此后他将精力转向远东史的研究。他死后,人们发现他还有许多未刊的藏学手稿,其中主要有:《西藏政教合一制》(1909年写),拟为《西藏志》下卷第3册。另外还有《汉藏史书中的藏史》(1930年写),拟为《西藏志》第4卷。他还有一部《西藏目录》(1931年编),厚达3463面,收录一万种,拟为《西藏志》第3卷。他的手稿均藏苏科院民族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其中较重要的还有:《四——十一世纪的吐蕃》、《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西藏))(1938年撰)、《西部中国和西藏的地图》(1935年撰)、《西藏古战服》(1939年撰)、《藏语及共方言》(1931年撰)、《藏语词汇》(1931年撰)等。丘氏是苏联藏学研究之集大成者,他勤于笔耕,为苏联的藏学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八、二次大战后苏联的藏学界
卫国战争时期,一些藏学家走上了战场,有的为国光荣献身,大批资料毁于战火,苏联的藏学研究陷于停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对西藏的研究有所恢复。1950年,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罗夫的人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当代西藏》热情描绘了西藏的新面貌,带有明显的友好倾向;次年,又发表了《西藏和西藏人》,对西藏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这两篇文章是中苏友好在藏学研究中的反映,均有中译本及英、捷克文译本,在世界上流行颇广。
在西藏地理方面也有一定的成果。1952年,尤瑟夫发表了《西藏:地理概要》(莫斯科),书中略述西藏地理研究小史,特别是苏联的成就;同时还叙述了西藏的自然特点和人口经济等。翌年,该书被译成德文,1958年该书又出扩大增订本,次年被译成英文。书中着重从西藏高原的历史形成,略述山川河流与植物土壤对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以地貌为特征,对西藏作了自然地理的区域划分。
1949—1953年,侨居印度的罗列赫在著名藏族学者根敦群培(1905—1951)的帮助下,发表了藏文佛教史名著《青史》(加尔各答)的英译本,为国际藏学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不过李有义教授在《藏族历史学家根敦琼培传略》(《青海社会科学》1983,6)中言此译本“主要是根敦完成的”,似有言过其实、主次不分之误。我们只能说罗氏在藏文的领会上离不开根敦的帮助。
苏联也十分注意培养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藏学家。1946年,一位三十多岁的蒙古人进入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他就是今日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的著名蒙藏学家达姆丁苏伦(1908—),1950年他以格萨尔的论文获该所副博士学位,1957年论文以《格萨尔的历史根源》(莫斯科)为名正式出版,该书运用了大量的蒙藏文献,考释精审,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出版后在国际上反响极大。此后蒙古藏学界与苏联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他们许多重要的藏学论著,多用俄文撰写、或直接在苏联发表。
我国解放后,特别是在文革以前,相继有一批苏联新闻界人士进入西藏。他们将在西藏的见闻记录成书,在国际上颇受重视,有的还被译成英、日等外文。其中较著名的有卡希思的《在西藏的八十天》(莫斯科、1956年版)是篇通俗游记。作者于1955年8-10月曾对拉萨和江孜作了访问。1957年该书被佐藤清郎译成日文,名为《西藏横断记》(东京)。与卡希思同时进藏的还有奥维琴尼科夫,他的《西藏游记》(莫斯科、1957年版)记载了他1955年8月从雅安出发,在两个半月内对拉萨和石家寨等地的访问。1959年该书被木村浩译成日文,名为《西藏的素颜》(东京)。另外,多莫加茨基希的《西藏的早晨》(莫斯科、1962年版),也是一部游综介绍。苏联还翻译了解放后第一位进入西藏的英国旅行家温宁顿的《西藏》(莫斯科、1958年版)这部游记。
这一时期以研究英国侵藏史而著称的有列昂节夫(1917—1968),他1948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1954年以论文《1888—1917年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莫斯科),获史学副傅士学位。该书有张方廉的中译本,名为《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北京、1959年版)。列氏有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侵藏史略))(1955年发表)、《1903—1904年英国对西藏的武装干涉》(1955年发表)等。
1955年,普巴耶夫以《英国对西藏的扩张及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藏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获列宁格勒大学副博士学位。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苏联藏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藏活动是津津乐道的,但却绝口不提沙俄对西藏的侵略,一些所谓的“探险家”在他们笔下都成了英雄,这也反映了苏联学术界的一种偏见。
1909—1911年,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1880—1957)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了一些藏文木简,但他无法加以考释。直到五十年代,青年印藏学家沃罗比耶夫?杰夏托夫斯基(1927—1956)方加以考释、翻译和介绍。沃氏有关这些木简的论文有《马洛夫所藏藏文木简》(1953年发表)及《罗布泊的藏文木简))(1953—1955年发表)两种。沃氏195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印藏专业,毕业后入东方学研究所,1954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次年任教于母校,死时年仅29岁。他的遗孀沃罗比耶娃?杰夏托夫斯卡娅(1933- )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1956年入东方学研究所,继承了其夫未竟之业,悉心从事藏文文献的整理,发表了《苏科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藏译三藏及其版本》(1961年发表)、《七——十一世纪的藏语复合动词形式》(1961年发表)等论文。


这一时期苏联藏学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研究生是藏学家的主要来源,一个研究生经过三年的培养,选定一个重要的藏学课题,以此获取副博士学位,论文一般都会正式出版,作者以此成名,从此以藏学研究为终身事业。如鲍戈斯洛夫斯基(1932- )1954年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1957年入东方学研究所,1958年以《七——九世纪吐蕃文献的若干术语问题》而崭露头角。1961年以《七——九世纪吐蕃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获母校东语所史学副博士学位。1962年,论文以《吐蕃民族史纲:阶级社会的形成》(莫斯科)为名正式出版,这是一部用马列主义社会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吐蕃社会的专著,在国际上流行颇广,曾被译成法文和中文。
古列维奇(1919—),1942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55年以《中国人民为和平解放西藏所进行的斗争》获史学副博士学位。书中叙及1946—1951年间中国人民同分裂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次年该书被译成日文,直到1984年,中国的杂志还在发表该书的译文。
库兹涅佐夫(1931—),195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0年发表了《西藏编年史(王统世系明鉴)》,次年由母校出单刊本,1962年以此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
也有一些老学者在此时补取学位,如谢米乔夫(1900—1981),192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印藏专业。此后发表过许多藏学论著,1963年又与他人合编了《简明藏俄辞典》(莫斯科),1965年以此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
(2)藏学重心的扩展。在此之前,苏联的列宁格勒是藏学研究的主要根据地。1957年,赫鲁晓夫迎请罗列赫从印度回归苏联,在莫斯科负责藏学研究的领导工作,从此莫斯科的藏学研究有了起色。1955年谢米乔夫来到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担任藏学领导工作,以后普巴耶夫等列宁格勒的藏学家先后来到这里,大大充实了当地藏学研究的力量,之后布里亚特已成为苏联藏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之一。
(3)女藏学家的兴起。这一时期有一批女学者从事藏学的研究,成绩十分可观,她们主要的兴趣在语言、艺术、宗教及文献学等领域,对于藏医的研究尤见功力。
九、我国“文革”期间苏联的藏学界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苏藏学界进入了完全的隔绝状态,有些苏联学者开始将精力转向西藏的现实问题,如鲍戈斯洛夫斯基发表了《西藏与“文革”》(1975年发表),对“文革”期间的西藏地位和形势作了探讨。这时苏联的藏学研究在国际藏学研究的刺激下开始飞速发展,引起了国际间的重视。1969年,东德女藏学家朗格等发表了《1945年以来苏联的藏学研究》(1945年发表),对苏联的藏学研究作了目录性的报导。锡金的刊物发表了波云的《近年来俄国人的藏学研究》(1967年发表)。印度的刊物发表了鲁阿斯基的《苏联列宁格勒藏学研究中心》(1968年发表)以及无名氏的《西藏与苏联》(1969年发表)。
由于苏联当时对我国的治藏政策发表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论,引起了达赖集团的注意,七十年代达赖曾到布里亚特访问,目的主要是宗教性的。达赖的刊物《西藏评论》发表了《莫斯科的新看法》(1969年发表)及《苏联谴责北京对西藏的强权沙文主义》(1973年发表)等文章,对此表示关注。当然,在我国内也发表了一些描述沙俄侵藏活动的论著。
这一时期一些藏学家纷纷获取副博士学位,如1967年沃罗比耶娃?杰夏托夫斯卡娅以《七——十一世纪的藏语动词》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1年,茹科夫斯卡娅以《喇嘛教和宗教的早期形式》获副博士学位。同年,帕尔菲奥诺维奇(1921— )以《藏文书面语》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2年,施罗维思科以《藏药伯拉克松生药学研究资料》获医学副博士学位。1975年,马尔蒂诺夫以《十七——十八世纪西藏的地位》获史学副博士学位。1977年,鲍罗索霍耶娃以《萨迦班智达及其〈格言〉》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此时的苏联藏学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十、苏联藏学界的近况及其展望
这一时期苏联的藏学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西藏历史文献的整理。1981年,新西伯利亚出版了普巴耶夫的《如意宝树史》,该书对藏族学者松巴堪布(1704—1788)的这部佛教史专著作了深入的分析介绍,特别叙述了俄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1983年,新西伯利亚出版了杜卡罗夫的《安多政教史》,作者通过拉卜楞寺活佛智贡巴?贡却丹巴饶杰(1801—?)的这部藏文史籍探讨了青海古代史、十三——十四世纪的蒙藏关系、十五——十八世纪的青海史,特别分析了其中的西藏历史文献目录、顾实汗的家谱以及卓尼土司史,对于青海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②仓央嘉措情歌的研究。仓央嘉措(1683—1706)即六世达赖。1980年,萨维茨基以《仓央嘉措“悦耳之歌”》为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书中公布了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的情歌版本以及有关仓央的资料,为研究六世达赖的生平提供了资料。


③藏医的研究。巴扎龙等人编制了《印-藏医学研究书目索引》(1982年版),收录苏联学者发表的藏医论著,十分齐备。鲍罗索霍耶娃发表了《苏联及国外对于藏医的研究》(1984年版),主要介绍了国外藏医研究的主要成就。
苏联的藏学研究已经有了近两百年的历史,已刊论著约两千种左右,目前拥有藏学研究者约百名左右,其中以五十岁左右的人为骨干,以新生力量为后继,在今后的藏学研究中颇有发展前景。他们迫切希望能到西藏来,对西藏进行实地考察,随着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日见增大。中苏两国藏学研究者已在国际藏学会议上有了初步的交往,双方的学术交流将有益于藏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参考文献:
《西藏学研究在苏俄》(房建昌编、314页、1985年),
《苏联西藏研究概况》(房建昌,载《民族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


瓦西里耶夫(1818—1900)也许是俄国第一位精通藏语的藏学家,他还通汉、满、梵、日、朝诸语及几种突厥语,他的藏学研究成就有赖于他的语言天才,除翻译了藏族僧人多罗那达的《印度佛教史》(1869年版)外,还翻译了敏珠尔呼图克图的《西藏地理》(圣彼得堡、1895);并依据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编译了《西藏佛教史》,这部著作为手稿,苏联学者多所引用。
与此同时,俄国境域内的一些蒙古学者也在研究藏学,如外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喇嘛迪尔基洛夫将《如意宝树史》译成了蒙文。卡尔梅克人巴扎-巴克希曾去西藏朝圣,他的《西藏旅行记》最早用卡尔梅克文写成,1897年出俄文对照本。
五、到西藏去
要研究西藏,必须到西藏去。这是当时俄国所谓“探险家”的口号。十九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的扩张野心是产生这种欲望的土壤。俄国藏学史进入了探险时期。首当其冲的是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l888),年他首次入藏,这也是俄国人第一次进藏。他很快到了离拉萨仅160英里的地方,因遭当地人民反对,只好败兴而归。他的许多游记曾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普氏最后死于赴藏途中。其后彼夫佐夫(1843—1962)肩负起了所谓西藏“探险队”的重任,成功地完成了几次重要的西藏考察,1892—896年出版的三卷本《西藏探险集》圣彼得堡记载了“探险队”1889—1890年的考察成果。
罗博罗夫斯基(1856-1910)曾以动植物学家的身份随普氏和彼氏多次入藏。俄国的西藏考察带回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及自然人文资料,颇受俄国参谋本部的重视。
科兹洛夫(1863-935)是俄国西藏“考察队”的殿军,他曾多次入藏,其《蒙古与康》(1907年版)、《蒙古与安多》(1923年版 、《蒙古与西藏》(1913年版)、《西藏与达赖喇嘛》(1920年版)等著作反映了作者试图将西藏的两个文化区“安多”与“康”,以及蒙古、达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愿望。
六、布里亚特的藏学家
在俄国藏学发展史上,对于西藏的了解最初是通过境内的两支蒙古人开始的,即外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人和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土尔扈特)人,他们信奉的喇嘛教乃系自西藏直接传入,清代后大半期,他们不断派人入藏朝圣,尽管西藏地方政府在当时严禁外国人入境,对他们却视同手足。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的喇嘛须精通藏文,用以诵读经典,从事著述,故许多当地知名学者的喇嘛教专著多用藏文写成。有的喇嘛还被派到卫藏、安多及康区各大寺学经,从而将西藏的寺院组织形式和藏传佛教史籍的传统解释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因而他们对于西藏宗教文化有着较强的理解能力和心理上的相通感。特别是布里亚特人,在近代俄藏关系史上产生过儿位有影响的人物。如:
(l)阿旺·德尔智(1849—1938),他小时侯在布里亚特的一座喇嘛寺学习,后又在外蒙古喇嘛寺深造,1875年随布里亚特朝圣者入拉萨哲蚌寺习经,荣获该寺“拉仁巴”格西的学位,后为达赖的经学顾问。他极力为达赖引见沙皇,在当时颇受重用。他为使西藏摆脱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了不懈的努力。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仍有意将其派驻西藏。在斯大林时代,由于他仍然狂热地从事西藏佛教的传播,被认为从事有损于共产主义的宣传,锒铛入狱,最后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病死于乌兰乌德的牢房里。关于他的生平活动,可参看别尔林的《阿旺?德尔智堪布》(1922年)一文。据说德尔智还发表过一些有关藏学的论著,但在俄国迄未获见。德尔智死后,苏联的有关资料对他闭口不谈,似乎很忌讳,中国的一些论述俄国侵藏史的著作对其有所述及,但都无一定深度。王远大同志撰写了一部有关德尔智的专著,搜辑资料甚勤,可惜尚未刊布于世。
(2)崔比科夫(1873——1930)1895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语系,1899-1902年受俄国地理学会的派遣入藏。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不许外国学者在西藏从事考察,所以他乔装成一位布里亚特香客,到过拉萨等许多地方。由于其精通藏语,又受过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所以在藏学研究上有所成就。他的《西藏游历日记》记载了当时的所见所闻,现藏布里亚特学院,是当代苏联藏学家的重要参考资料。他的成名之作应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圣彼得堡、1919年版,国内有汉译本),该书第一次以生动的笔触,围绕西藏的宗教制度,记述了西藏整个文化区的风土人情、寺院建制、僧侣生活、教派分支,特例是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当时西藏的农奴制度。在国际上风行一时,并被译成英文。他从西藏携归的藏文要籍约三百卷,不仅使其得以日后从容著述,同时也给当时的俄国藏学界提供了宝贵的图书资料。回国后,他积极宣传有关西藏的基本知识,发表了许多论著,增进了苏联人民对于西藏的了解。他所编的《藏语研究教本》(海参崴、1908年版)为苏联有关学者学习藏语提供了方便。自1914年后,他先后在海参崴、伊尔库茨克及乌兰乌德等地从事藏学教育,为苏联的藏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巴拉狄因(1878-1939)曾是彼得堡大学人文系的旁听生,后在该校东语系讲授藏语。1906年6月至次年1月,他受俄国科学院的派遣入甘南拉卜楞寺学经,他当时的日记现存苏联东方学家文档室,其中详细报导了西藏文献学的情况,他并从该寺携回藏文典籍达二百卷。其《拉卜楞金殿的弥勒像》(列宁格勒、1924年版),是一部藏文典籍的译注,后被译成英文。巴氏还撰写过几篇关于介绍拉卜楞寺的文章。


③藏医的研究。巴扎龙等人编制了《印-藏医学研究书目索引》(1982年版),收录苏联学者发表的藏医论著,十分齐备。鲍罗索霍耶娃发表了《苏联及国外对于藏医的研究》(1984年版),主要介绍了国外藏医研究的主要成就。
苏联的藏学研究已经有了近两百年的历史,已刊论著约两千种左右,目前拥有藏学研究者约百名左右,其中以五十岁左右的人为骨干,以新生力量为后继,在今后的藏学研究中颇有发展前景。他们迫切希望能到西藏来,对西藏进行实地考察,随着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日见增大。中苏两国藏学研究者已在国际藏学会议上有了初步的交往,双方的学术交流将有益于藏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参考文献:
《西藏学研究在苏俄》(房建昌编、314页、1985年),
《苏联西藏研究概况》(房建昌,载《民族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